谈一谈个人的看法。

如同先期宣传的一样，《长安三万里》是一部严肃而沉重的作品，描述了盛唐作为封建王朝而落寞的同时，更带来了文明的衰败，在原始的力量之下让位于杀伐的法则。它具有一定的野心，不仅想展现盛唐文明的光辉，更试图探讨“文化”与“家国”的依存关系。文化与杀伐对应的“军力”，均可作为国家的支撑力，随着盛唐的兴衰而决出了高低。

而它的成品也是非常两极化的。在展示文化奇观——作品和景观的奇观，创作时的情绪奇观——上，它做到了保质保量，且打动力极强。另一方面，它的探讨却受限于文本的单薄，显得有些言之无物了。

(资料图)

必须肯定的是，作品的思考内容并非没有价值。物质层面的繁荣与精神层面的艺术都是上层建筑，提供经济实力与创作环境的根基则是王朝的强盛与开明，后者动摇之下的文明光辉至多也只能是发泄一般的最终绚烂。但在更深的层面上看，繁荣与艺术形成的文化，以及其对应的热烈情绪化作的共感，却可以融化进每个国人的血脉之中，形成一种民族性，带来国家的永不毁灭，会在每一次的沉沦中重新崛起。这样的思考当然是积极的，只是在执行环节的“讲故事”上没能完美落地。

整个的严肃基调，在序幕就有所表现。借由一只鹰，作品强调了雄心壮志，在高中丞看到雄鹰的闪回中，这正是他年轻时代的样子，在水草丰沛的草原上激情奔驰。然而，眼前的雄鹰已经远在天边，不可触及，而高中丞的年华也已经不再，白发苍苍的身体无法再抵挡原始的吐蕃攻击，夏日的草原也变成了寒冬的雪山。

事实上，高中丞和李白等人便是唐朝的象征，他们的年轻激情对应着唐朝的文明闪耀，年老力衰也是唐朝的坠落。高中丞对于自己年轻时期与盛唐环境的大段回忆，与现实国家状态的对比，与他与李白关系的转变，让个体与王朝产生联系，并强化了“文化”的高度。

必须注意的是，在最后的反转到来之前，“文化”都是依托于王朝而存在的，在其上构建了自己的“奇观“。伴随着高中丞和李白的步伐，电影带过了盛唐时期的种种中华文明标志，饱览自然美景的黄鹤楼，彰显物力丰沛的长安酒楼，都在片中提供了美轮美奂的景物画面。同时，李白等人反复吟诗，弹古筝，舞蹈，包括在电影的表现手法层面，比斗时的武侠气象与叙事回忆时的水墨画，也强化了文化结晶的存在感。电影着重强化了艺术创作与华丽生活的极致挥洒感，表现出艺术与城市双重繁华的奇观。更加深入的部分是对诗文意境的表现，本作中还原了很多名诗的经典词句，而其画面也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最典型的便是“千里江陵一日还”---李白并未真正露出面目，而是化作了远处的浓墨一点，与高阔的山川江河融为一体，大江孤帆的画面显得既婉约又壮阔。

然而，创作与享乐的情绪均来自于理想的受挫，被腐败政治打压的愤懑。悲壮与癫狂的诗歌，再无明日一般的享乐，其实都是自我的宣泄，是报国之志遭到现实猛击后对乌托邦的理想寄托之情。它们也像环境景观与其中人事的结合效果一样，外表绽放出极强的光辉，但内里已经蕴含了王朝衰败的暗流，终将走向灭亡。美景零落，诗人或故去或沉沦，创作也再无环境与心绪。而“现时”的残破，从文艺的凋零到战场的景观切换，都成为了对平行并立而又逐渐合一的“过往”的结果展示，这是极致的衰亡。看上去，没有王朝支撑的文化，至多也只是光辉的“最后一舞”而已。李白的每一次挥洒都伴随着新一轮的不如意，他离开现实的“谪仙人”风姿让高中丞神往，但也终究会在反王给予的政治机会到来时再次“入世”，就像他的每一次“升天”挥洒都起始于抱负的受挫。而不能让始终坚持初心的高中丞更是无法融入其中，甚至逐渐开始以回归现实之悲而收尾。

盛唐和现时存在着持续的对比，除了上述的文化层面，还有思想方面的内容。在“打破壁垒”的角度上，盛唐时期李白相信“没有哪道门不会为他而开”，是为才华高于一切的文化为尊论调，也是阶级壁垒的消除。而与之衔接的现时段落，则是胡人唐兵放了吐蕃俘虏的剧情，“我们是胡人，不给唐朝卖命”，强调了民族隔阂之壁垒的存在。并且，在盛唐初登场的时候，镜头对长安街头的异族卖艺人一带而过，说明了过往唐朝“万族来朝”的共融盛景，反衬出当今的破败。

具体而言，在持续的双重时空切换中，两个时代的质感也渐渐合一，李白的论调在各人的身上屡屡受挫，就像他最开始便因“商人之子”身份而被拒之门外一样，对文明的尊崇实际上已经让位于门阀、阶级、性别，甚至是政治规则，与现时的衰败无本质区别。这埋下了李白受创的引子，也开启了过往之盛唐走向现时之衰唐的进程。

对盛唐时种种景物奇观的大规模展现，形成了与其中人事的鲜明对比——装点出的繁华文明，其实已经带有了陈腐僵化的世界运行法则。这也正是高中丞遇到种种知名文学家，并频繁出现文艺作品展示的所指，灿烂的文化和天才们都在努力地对抗大环境，但这终究是无法改变的大势所趋，他们也只是最后而又徒劳的光辉而已，甚至其本身便来自于不如意之情，将才华与激情转寄于繁荣的享乐所与艺术的理想国，这一切也终将和辉煌的景物一起泯灭。身处大环境之中，李白等人挥洒极致的艺术火光，更多是对他们对理想不得伸张的排遣，是悲从中来而非彻底的快乐。这也构成了又一层的表里不一，表面的文化光明隐藏着对衰败腐朽的无力。

这构成了电影对艺术的理解。处在盛唐转衰节点上的李白等人，他们的动力来自于政局衰败的挫折和宣泄，其顶级的天赋和热烈的情绪带来了艺术的高光，但其背后恰恰隐藏着衰败的根源，于是它也和扬州、长安等繁华的景观一并，必然地以其癫狂而成为了毁灭之前的最后光辉。这样的极致表达，便是李白遁入道门的段落，他做出了艺术巅峰的《将进酒》，众人也飞到了鲲鹏纵横的繁星彩云之间，但其情绪却是源自于对政局的绝望，以及对俗世的回避，对天上世界的乌托邦式寄情，完美的时空也只是他的想象，回归到落寞的现实之中，与高中丞分道扬镳之间的“往日不再”。无论是艺术自身还是文明兴盛的盛唐，都会毁于原始暴力的吐蕃。

当电影进入边塞战场的阶段时，一切的表达也就变得非常外露了，“文化”建立于国家之上，而国家则以军事为首的国力为支撑，国力衰弱则文化不存。它带来了王昌龄等艺术家的落幕，以及唐朝大军勉强攻下六百人城池的弱小。而电影似乎也终于展现了一点政局的问题，李林甫到杨国忠的执政者更迭，以及宦官的上位，带来了名将的冤死和唐朝的最后败落。艺术和朝代的同步衰亡，在最坚定信念者高中丞的阵亡中达到了高潮。

与其他艺术天才相比，高中丞是最为坚定的那个人，也成为了对盛唐完美形态最为执念的存在。不同于李白等人，他始终认为无法出头只是因为能力不足。每一次进入长安和扬州等癫狂环境中，他也会对李白等人表现出疏离感，并回到故乡这一“理想的出发点”，坚固自己的初心。因此，他的诗歌创作也是唯一立足于其“报国理想“的，内里情绪与对接的“国家理想“都是正向的，与上述他人完全不同。

因此，当高中丞最终也不得不承认事实，由此进入身心老态的的时候，对衰败巨大黑暗漩涡的表现力也就达到了高潮。他似乎实现了抱负，但在他看到军兵而闪过繁华过往的时候，盛唐文明让位于残酷暴力的一去不返已经跃然而出。黄鹤楼的颓败，李白投身反贼体现出的“对曾经人生理想的全然麻木”与“始终无法放弃也不能实现现世抱负”的绝望感，高中丞无法直接救李白中“受制于政局”的无奈，都是如此。本片拥有了观众共情的切入点，从对高中丞“青春不再”的人生感伤，引导到对朝代文明的衰败之感。

当然，就像唐朝的再复兴一样，影片也对文明的重回保持了积极的希望。在结尾部分，高中丞扭转了代表腐败朝廷来兴师问罪的公公，让他贡献能力到战场上，自己用与李白的友情记忆击败了吐蕃，李白也重新开始作诗。这是影片对文化意义的最终理解，它或许以负面情绪而生，也会和王朝一起暂时衰败，但其文化本身的光辉却是永恒的，并将成为民族的火种，重新带来家国文明的复兴。基于对文艺的记忆，高中丞找回了青春，唐朝也获得了新生。

由此，影片也带来了“文化”和“家国”关系的解构反转。之前，文化是建立在盛唐强大的基础之上，国家败亡，则文化奇观只能在绚烂的最后闪耀之后化为断壁残垣，艺术家与作品也都卷入动乱，即使不死也再无创作情境。看上去，国家是艺术能够存在的根基。到了最后 反转出现，文化成为了民族的永恒宝物，支撑起民族的气节，其光辉将引领民族在废墟上一次次崛起。文化反而成为了民族不灭的根基。它是唐朝的崛起，但又不局限于此，而是宏观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此时，文化成为了国家真正的支柱，军力则相形见绌了。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作品对李白和高中丞的诠释落点，其与全片相结合而形成了丰富的表达，既说明了主题，也由此带来了对李白既有形象的更新。高中丞无疑代表了更加现实的一方，他始终保持了入世的心态，对绝望于世俗而寄情于艺术之“天上世界”的李白等人无法共情。李白在他的形容中，是“天上的谪仙人“，并与地上的自己做了对比。此时的李白站在了现实派高中丞的反面，是传统认知里无视世俗的诗仙。然而，在大部分时间里，李白其实都并非完全的仙人。就像高中丞会对他不谙时局的投靠反贼行为惊诧不已，李白不是其想象的那种存在，诗人在声色与艺术中的每一次纵情都源于抱负的失意，而纵情后也会归于更长久的沉寂。

寄托现实而又受挫，以其情激发艺术活力，既“仙”又“人”的李白，由此诞生。而他作为唐代文明标志的属性，又让这种复杂的形象拥有了对文明的表现作用：没有强大国家的“仙”，终究不能持久与纯粹。这种表达其实也延伸到了与李白相关的场景中，无论是直上云霄的《将进酒》，还是长安名楼中的踏梁而舞，他都身处于天空之上，这正是对“脱离地面世俗的天上乌托邦世界”之寄情的体现，其间存在的艺术大家与文化闪光也随之一并成为了其乌托邦的具体表现形式，这也是反转发生前“文化”的一贯定位：朝代彻底坍塌前的最后辉煌。

而在高中丞带领军队反击成功后，李白的属性也发生了变化。高中丞从曾经对盛唐昌盛与建功立业的热情中焕发生机，与李白源于世俗抱负和艺术激情的友谊则给予了精神的助推力，国家由此重建。唐朝的再起基于融入人民心灵而超脱出砖瓦残破的永恒文化，而它也反过来给予了文化以重建于现世的条件。文化对国家的根基作用是在血脉与意识的层面，而国家对文化的支撑效果则发生在客观的世俗空间。这带来了二者的完美关系，文艺终于可以在现世中不受世俗影响地发光。随之，李白也终于成为了高中丞理解中的那个“诗仙”，创作情绪回归到了纯粹的欢乐。在结尾，“重回创作高峰”的李白脱离了独立形象，而是出现在高中丞等角色的叙述中，这淡化了他“既仙也人”的个体塑造，转而强调了他在旁人眼中的标志性意义，即对唐朝繁荣文化的象征。他的艺术激发了高中丞的反击，并由王朝重建而获得完美的创作发展，这个发展曲线也就脱离了个人，表现了“文明”与国家的交互影响。

当然，电影的问题也非常明显。它花了巨大的资源去表现“文化”，大段大段的各种艺术展现部分非常细节化，竭力还原当时的文艺全貌。而对盛景的再现，无疑也占据了很多的预算。而在人物塑造上，电影安排了很多情节去展现李白的挥洒，高中丞的坚定与堕落。然而，对于盛唐内里的腐朽，电影没有做更多的细致而直观的表现，只是用“现在是李林甫当朝”和“杨国忠也成为了敌人”等台词点出了政治腐败的背景，却没有李白等人究竟如何受创，只给出了他们的简单情绪反应。这种情绪来自于世俗的政治局面与社会状态，现世理想的受挫生出了享乐纵情与艺术挥洒，再以其光辉反过来表现王朝实质性衰败前的“最后癫狂”，又最终成为文明复兴的根基。在这样的架构下，如果没有现世对抱负的具体影响，李白等人的情绪就缺乏来由，后续的一系列展开也就不够确切了。

例如，李白提前发现安禄山谋反之心的段落。他报告朝廷却被无视，认为“报了不如不报“，反而被追杀。这原本是展现李白二人重燃报国志向而又受挫的细化剧情，但没有真正触及李林甫为首的朝堂斗争，集中在了李白二人的身上，甚至仅仅作为“官方不作为”的引子——一场戏后，就转入了好军人被处斩的情节。

可以说，全片中的“盛唐衰败之核心原因”，政治的腐败，都是完全缺席的，除了开篇时一带而过的高官贵族之外，便是众人对官场法则的口头叙述，甚至连结尾部分的“坑害忠良”这种最直接缘由，以及完全衰败后的“现时段落”，也只是几句台词，几张过场画作，以及一个并无塑造的公公，开头给足镜头却在被释放后再不出场，仅仅作为“人心不再”表现工具的吐蕃俘虏。这一切简化，让衰败原因的表现力必然不足。

看上去，电影停在了对“景观与文明”“腐朽概念”之表面现象的过度强化之上，缺少人物与大环境中衰败根源点的丰富互动。这不仅让衰败变得不可信服，李白等人物形象也只是“纵声大笑”“放浪形骸”这样的经典状态，没有更新鲜与深入的表现侧面，还显得有些无因的疯癫。甚至，由于对“文化”的过多展现，在缺乏文本对接的情况下，本片看上去未免有些酸腐之气。

而“当代”的部分则更加单薄。开头给了很多镜头的吐蕃俘虏，原本看上去是以为是当代部分的戏核，与公公一样，却在被偷偷释放后就此退场，只是为了表现“万族来朝”不复存在的工具。类似的情况在公公的身上也有出现，他带着“腐败政治家”的代言者身份而来，最终被高中丞说服，完全可以作为“腐败原因”的正面表现载体，从而在激烈的交锋后折服于高中丞的“正确信念”。然而，当代部分却停留在了简单的二人对话，公公对原任务的执行全然不见踪影，也几乎是瞬间被高中丞改变，对衰败原因和“文化不灭”之主题的表现显得极其生硬。

公公和俘虏的单薄化，充分说明了当代部分的存在感低下。比“过往”部分更甚的是，这个部分中甚至没有太多的“文化奇观”。过往是即将衰败之前的奇观，盛唐最后的景色与艺术。刨除“是否有文本支撑”的因素，奇观的展示是足够的。然而，对于奇观的衰败之景，影片却没有什么正面表现，只有高中丞眼前风华不再的扬州，以及残破的黄鹤楼，区区两个画面而已。

“文化奇观”的堆叠和渲染，是本片最费心力也最优秀的部分，但它们在“衰败”状态下样貌的缺席，让本片在两个时空之间的对比性被严重削弱，两个时空的平衡对称也被严重地破坏了。可以说，“当代”完全成为了作品的附庸，最极端的“衰败”欠奉，其存在似乎只是为了最后反转的“崛起”，也由于前抑的欠缺而不免显得有些苍白。

甚至，就连“崛起”本身的环节，也略去了激烈的大战，似乎不想正面呈现与文化对立的“暴力”，甚至没有一些成本很低的单兵厮杀特写，这也说明它并非完全源于经费不足。而在开头表现暴力破坏文明时，战场中的杀伐就有直接的细节表现。导演应该是不想让战斗画面破坏掉“文明而非暴力引导崛起”的主题，因此使用了强化艺术的水墨画来一笔带过。而这样“强行服务于主题”的操作，让当代的部分愈发单薄，崛起奋进的情感失去了落地的展开呈现。

《妖猫传》是很好的对比作品。同样的主题之下，它给出了更加丰富延展的表达思路。它设置了支撑唐朝兴盛的“无上密”，即感受人的真情，真情的至高无上，这是超越一切物质繁华的最珍贵存在。而作为其细节表现，空海船上面对风浪平静抱孩子睡觉的妇人，感受到阿部的爱意而满足地面对死亡的杨玉环，由恨转为对杨玉环的爱，随之变回当年的白鹤而与她一起灵魂升天的白龙，丰富了电影的表达。

而在很多的环节上，电影也给出了延续全片的设计。它传达了“虚幻外在嵌套真情内在”的信息，这正是对盛唐的象征。开头部分的幻术就有着象征意义，幻术中有一个西瓜是真实的，而西瓜在空海手里变为幻术的臭鱼，幻术背后却依然还是真实的西瓜。随后则是唐玄宗的保险柜，七层锁嵌套之外在，包装的却是杨玉环的头发，作为唐玄宗对杨玉环真情的寄托。

而在表层故事的环节，盛唐的景象是幻象，作为盛唐象征的杨玉环也是假的，如同旁白所说，“杨玉环知道，朝代兴盛时她是象征，一旦衰败了她就是不必要存在的”。同时，装作不怕安禄山并为其击鼓，强撑帝王威严的唐玄宗是假的，但作为女人的杨玉环曾经感受到的唐玄宗之爱是真的。唐玄宗的爱意腐化带来了盛唐的衰败，但杨玉环感受到的阿部与白龙之爱依然是真的，这导出了一种再起的信号。而在收尾点题的环节，白居易的《长恨歌》描写的唐玄宗与杨玉环之爱是假的，而内在歌颂的白龙与杨玉环的爱情却是真的。

当然，《妖猫传》的缺点非常明显。在结构上，它粗糙地将故事分为“提出谜题”和“解开谜题”的两部分，导致白居易和空海的角色，乃至于“当下时空”的所有段落，在很多时候都缺乏对故事的参与感。如果能够使当下唐朝的人物更多地参与进故事，让院线版本的白居易与空海不再像是听故事的旁观者，无疑会让作品变得更加整合起来。

所有的艺术创作，都要有扎实的情感力量支撑，才能言之有物与打动人心，这也正是创作本身的动力所在。李白与高中丞必须进入“实现理想的理论舞台”，才能产生出或喜或悲的情绪。然而，由于本片中人物与大环境互动的单薄化，制约他们的政局本身的缺席，他们的情绪不够扎实，创作也就酸气了起来，无论是电影中的诗歌与“创作者”的情绪，还是这部电影本身。

或许，这是考虑到了借古讽今的争议，规避了对政治的直接表现。但无论如何，这让本作在主题层面难言上佳。事实上，这也正是追光动画作品的一贯问题，他们往往有着极强的表达野心，积极地对各种题材进行解构和思考。但是，非常优秀的画面表现与相对薄弱的文本能力相结合的成片，却很难承载起他们的表达高度，前者带来的情绪感召力很强，后者却让表达有些不够具体。

无法落地的浮空，是追光作品的整体观感，《长安三万里》也很难完全幸免。三万里，是高中丞与李白的距离，也是盛唐到边塞的距离，更是“兴盛”到“衰败”的距离。唐朝仿佛走过了一个来回，从盛及衰，再回归到昌盛。而对于追光动画来说，它与自己理想中“解构深度”与“文人作品”的距离，或许还不止三万里。这个距离并不仅仅来自于动画技术，更多是对“电影”与“戏剧”的理解。

毕竟，绝不是在银幕上念三个小时古诗，就能被称为“文人电影”的。